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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出生入死战斗在隐蔽战线 / 丁福生
发布日期:2014年05月17日      信息来源:温商在嘉善

 

 ——追记嘉善籍党员原八路军太行军区情报站站长丁福生

 杨越岷/文 照片由张安提供

  张安(丁福生的妹妹、原嘉善有机氟制品厂退休工人):我二哥在上海、北京读书时,就喜欢阅读进步书籍,还经常将介绍共产主义思潮和苏俄十月革命的刊物带到嘉善,推荐给自己的表兄弟和堂兄弟们看,在亲属中间悄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。在二哥的影响与带动下,我几个“堂”和“表”的兄弟姐妹先后参加了共产党.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二哥一生热爱党,即便在遭受严酷政治迫害时.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.坚信党能将历史遗留的问题解决好,为了追记嘉善籍共产党员、原八路军太行军区情报站站长丁福生的事迹,笔者曾在中共建党90周年时(2011年7月5日晚上),采访了丁福生的妹妹张安。张安早已退休,尽管身体欠佳,但为了整理她二哥的牛平事迹和有关资料.已经忙了好几天。


  “二哥参加革命比较早.这是他生前填写的履历表.”张安取出一叠资料和照片说,“1935年(学生时代)二_哥参加了党领导的‘一二·九学生运动;1937年冬,奔赴延安参加革命,后到陕西瓦窑堡抗大四期一大队(是培养级别较高的军事干部的)学习;1938年1月,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”


   她说:“我于二哥相差了20多岁.他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。在我的记忆中,解放后他只回过两次家:第一次,是在1950年,当时他还在部队上(做军管工作),我才四五岁,对于二哥的记忆是模糊的.后来年纪稍大,才知道二哥很早参加革命,曾经战斗在敌人的心脏。我听父母讲过有关二哥在太行军区情报站的故事,其情节与当时风行全国的长篇小说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、电影故事片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等再现白区地下党斗争的‘红色经典’所描述的差不多。”


  张安小时候(按她的说法“那时候,可是一个崇尚英雄的时代”),二哥张美(又名张鼎,参加革命后改名“丁福生”)一直是她和她们家的骄傲,也是她们整个街坊上的骄傲。但最让张安引以为荣的,并不是她二哥“腰间别着勃郎宁手枪,骑着高头大马”(邻居传闻的)的那一次还乡之行.而是在她们老家(也就是原魏塘镇盐典埭7号门牌住宅)门楣上方的“光荣之家”的匾额,那是嘉善解放后,当地人民政府授予现役军人家庭的一种荣誉。“二哥第二次回嘉善,是为父亲奔丧而来。时间是1966年2月初,正值‘文革’前夕,属于非常时期。当时.正是‘山雨欲来风满楼’.”张安回忆着往事,“那时我已经20多岁,正在嘉善一中(高中三年级)念书。那次来时,在我的眼里他不再是以前那个‘英姿勃发’的二哥了,他整天价在家呆着,他沉默寡言,一副黯然神伤的样子,那双明亮的眼睛里,常常流露出一种原先不多见的淡淡的忧郁。”


  后来,张安从母亲那儿知道.二哥早在前几年就被错误地打成了“右派”.被下放到北京石油机械厂了,他这次回来还戴着那顶“右派”帽子呢。“天哪!从一位革命功臣、中共地下党员.一下了走到了‘地富反坏右’的堆里,真是判若云泥.我怎么也想不通!”张安已经年过六旬,但说起二哥仿佛回到了年轻时代.“当时.我虽足女孩子但却年少气盛,很想为二哥呜冤叫屈,甚至于天真地向二哥提建议,让他向部队老上级写信反映(因为他的许多上级和战友在军队或政府部门担任要职)。为此,二哥曾找我谈话.他开诚布公地对我说.现在是啥时候?(言下之意是,又要搞运动了,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有可能受到冲击)你能够为哥着想我很感动,但我们不能乱来,都要相信党,相信我们党会把事情搞清楚,党就像我们的父母,他决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蒙受不白之冤的,对于此事,我们要自信心,一定要相信党!”

  那天.二哥向妹妹吐露了心事,他说:“这段时间,我确实有点儿纠结,但不是为我自己的事,而是在考虑父亲留下的那珍贵文物.怎么办(如何处理)·看来马上又要搞运动了.可能是在文化、思想领域爆发的。我在想,父亲有许多东西是价值连城的.如果在运动中被毁坏了、丢失了.怎么对得起父亲呢?母亲说,父亲(生前系省文史馆馆员)曾有过‘将图书和文物捐献给政府’的意愿,我们还是依照他老人家的遗愿办吧!”张安明白了二哥的意思。


  就这样,丁福生与家人商量后连夜赶往杭州,找到了一位在省里工作的老战友,让他与浙江省文物管理部门联系,主动要求捐献其父留下来的文物。当时,省文管会领导听后,立即派省图书馆、省博物馆专业人员来嘉善清点、交接。省“两馆”来的专业人员中有沙孟海、黄涌泉等文物字画方面的专家。

  当时,省图书馆在张天方的藏书中,挑选了1000多册各个时期的图书(大多为线装本)作为接受的捐赠品:博物馆则当场接受了张家捐赠的甲骨片、石斧两件(均为国家二级义物,其中一件为双孔石斧)、古钱币(其中有刀币、布币和圆币)、秦代玉壁和名砚(清张廷济用件)等文物。
  

  正如张安的二哥所料,这批文物捐赠后不到五个月.史无前例的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嘉善与全国各地一样,掀起了“横扫四旧”(俗称“破四旧”)、“打倒牛鬼蛇神”的群众运动,当时他们把抄家得来的珍稀字画、绝版图书当作封建残余,堆放在人民广场上,一把火烧了。而张安父亲张天方先生一生搜罗、珍藏的文物和图书得以保全,这与丁福生的当机立断是分不开的,这是他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,为地方文物保护所作出的贡献.同时.也表现了一位处在逆境中的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。


  提到二哥年轻时,张安说:“我二哥丁福生受父亲张天方的影响,从小思想就很激进。他早年在上海、北京读书时,喜欢阅读进步书籍,还经常将介绍共产主义思潮和苏俄十月革命的一刊物带剑嘉善,推荐给自己的表兄弟和堂兄弟们看,在亲属中间悄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。”


  二哥到延安去了’族中的兄弟姐妹对他的果敢行为,非常钦佩与敬仰.尤其是几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,也都非常向往革命,特别羡慕我二哥,他们千方百计打听来自延安的消息,到处寻找共产党的组织,据我所知,在二哥的影响与带动下,我几个‘堂’和‘表’的兄弟姐妹先后参加了共产党.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”


  丁大河(T福生之子、冶金工业出版社原老干部处处长):我父母就是典型的革命夫妻,他们的婚姻与党的事业是紧密联系的。父亲丁福生(原名:张美、张鼎)和母亲白阳(原名:唐桂环)的婚姻也充满了传奇色彩,是红色谍报工作使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走到了一块。是党组织撮合了他们,党是他们的“红娘”!后来,父亲受到了不公正待遇.临终前他曾对我说:“革命者应该经受得起冤屈要知道革命是痛快的.但有时也是痛苦的:但是个人的痛苦,比起革命事业来,就显得微不足道了  一个人要有信念,要相信党,相信人民,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一”


  在张安的安排下,我当时电话采访了丁福生之子、冶金工业出版社原老干部处处长丁大河。他告诉笔者.他出生的时候,他的父母都在地处太行山区的军区军工炼铁厂工作,父亲任副厂长,兼工会主席。父母参加革命很早,两人曾在八路军129师的太行情报站一起干过。由于革命需要,两人以‘夫妻”身份(后来成了正式夫妻),潜入敌
占区的太原市,战斗在敌人的心脏。

     


  提到父母及他们的婚姻.丁大河是这样评价的:“这是典型的革命夫妻.他们的婚姻与党的事业是紧密联系的。父亲丁福生(原名:张美、张鼎)来自浙江嘉善.母亲白阳(原名:唐桂环)是河南清丰人,他俩的婚姻也充满了传奇色彩,是红色谍报工作使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走到了一块,是党组织撮合了他们,党是他们的‘红娘’!”


  在敌占区搞情报,不仅环境复杂、条件艰苦,非常危险,而且活动经费也很紧张,丁大河的父母生活在大城市,但日子过得很拮据。那时,父亲丁福生的社会身份是某铁路工厂的高级雇员。他每天穿长衫、戴礼帽,出没于太原市的有关场所(其实是在通过各种关系,利用各种途径搜集、接送情报)。


  而母亲白阳在邻居眼里是操持家务的“全职太太”.有时出门,还要浓妆艳抹,像要去参加重要的社交活动似的。实际上她也是军队系统的交通员.主要任务是接送军事方面的情报, 当时的“地下工作”非常艰苦,白天要做好厂里的工作,还要想办法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:晚上常常要利用出去应酬的机会,取得军事方面的情报。在同事和邻居眼中,这是个幸福的家庭。


  但谁能知道,这个温馨而又宁静的家庭,却在从事着搜集和传递太行地区的军事情报工作。而这些情报一字千金、生死攸关;它关乎着某一战役(某一战局)的胜负,维系着部队的生死存亡。谁能相信,正是这对儒雅而又洒脱的年轻夫妇,他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一起整理、分析提取情报,千方白计在与上级联系。他们采用密写、暗语等原始的方式,用人工传递的方法,冲破重重困难,及时、『准确地送出了一份份有价值的军事情报、、

  说到谍报工作的危险和这个普通家庭为此付出的巨大牺牲.丁大河说:“为了革命事业,我的一个哥哥,送给了太原郊区的一户农民家收养,至今下落不明;1944年那年.母亲带着七个月身孕,跋山涉水,冒死将一份紧急情报送出。在归途中,遇到敌人追击。她不慎从山坡上摔下来,导致大出血而流产,命总算保住了,但从此落下了病根。”

  “还有.我的外婆也在情报站干过.由于一度形势险恶.母亲将她送到和顺县刘王后村暂避。谁知在日寇搜山时被抓,因为她老人家是外地口音,被认定是八路军家属。

  在日寇的严刑拷打下.外婆宁死不屈,结果被活活打死。”说到这,电话那头的丁大河情绪有点激愤:“我父亲的一生.那更是生入死,作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巨大的牺牲。这些父亲在生前,曾在给我的信中都谈到过,当时他正在遭受林彪‘四人帮’路线的迫害。这些情况,以前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,可以说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后遗言……    ”

  1944年9月.由于被叛徒(此人曾是太行区委的,丁福生是军队系统的,两人并不是很熟悉)认出,丁福生在太原街头被捕.后转押至阳泉宪兵司令部。在狱中,他面对敌人的酷刑(用过电刑、灌过辣椒水,还用过“假枪毙”等刑罚),坚贞不屈,拒不承认自己是八路军情报站的。

   当时临狱的审判员,也是中共地下党的,他将丁福生被捕的情况及时转告解放区。后经组织营救,终于平安出狱,重返解放区。1946年1月,丁福生调任太行军区司令
部驻焦作办事处(情报站,下设若干个情报联络站)副主任。后来又调任军区军工炼铁厂工作,1949年,作为军代表调至北京.后出任中央燃料工业部保卫科副科长。


  1955年.丁福生被选派至人民大学学习,后被分配到北京石油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。其间,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.在理论研究中,他主张实事求是,对教育、教学工作他兢兢业业,但遗憾的是,在“反右”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,他曾两度遭受迫害,于1967年12月23日含冤而死,终年51岁。

  说起父亲的死,丁大河的心情很沉重.他说:“50多年了,他走的那年我才20岁.但对我说的话仍记忆犹新。他说.革命者应该经受得起冤屈.要知道革命是痛快的,但有时也是痛苦的,但个人的痛苦,比起革命事业来,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.一个人要有信念,要相信党,相信人民.相信历史是公正的.”

  1978年,4月19日.丁福生所在的石油机械规划研究所党委决定:摘掉丁福生的“右派’帽子;同年11月10口,丁福生同志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,薄一波同志志送了花圈;黄镇基、宋中和席一三位将军参加了追悼会。冶金工业部政治处、石油部勘探规划研究所和丁福生的家乡嘉普县委、县革委等单位和部门都送了花圈、丁大河说:“父亲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了,强加在他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被推倒了。在纪念建党90周年
的时候,我想到了父亲的预言,又想到了他临终前的一句话‘孩子,一定要相信党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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